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作者:田正平 來源: 發布時間:2016-05-06



一、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產生形成的歷史機緣

    提起黃炎培,年紀長一些的同志都知道,他是我們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他擔任過政務院(即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而黃炎培自己,則更愿意把自己說成是一位教育家,更準確地說,是一位畢生從事于職業教育的教育家。翻開1949年以前的報刊雜志,查閱舊中國出版的大量的教育史著作,隨處可以看到黃炎培關于教育、關于職業教育的言論文章;在所有的教育史著述中,都毫無例外地把他稱作是中國職業教育的創始人。那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已經是七十一歲老人的黃炎培,為什么會被人們稱作是教育家、會被人們尊奉為近代中國職業教育的創始人呢?我們下面先簡單地回顧一下黃炎培先生的生平和教育活動。

1、“要救國,必須辦學校喚醒民眾”——立志獻身教育,教育救國

(1)青少年時代的強烈刺激

    黃炎培(1878-1965)號楚南,后改號韌之,任之,江蘇省川沙縣人(今屬上海市),出身在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

    黃炎培從小受過嚴格的封建教育的熏陶,7歲開蒙讀書,13歲時讀完了《四書》、《五經》,21歲時以府考第一名的成績成為縣學生員(秀才),24歲時中了舉人。年紀輕輕就獲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譽。可以說,在當時人的眼里,黃炎培是少年得志,封建仕途一帆風順!但是,黃炎培卻沒有沿著傳統知識分子走了千百年的老路: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繼續走下去,而是投身教育事業,執著于職業教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變了人生的軌跡呢?這里面既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個人際遇。

    黃炎培的青少年時代,正值我國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侵略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款2億兩白銀,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等地。《馬關條約》的簽訂在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中國知識分子中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我們都知道,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多次被各資本主義列強打敗,被迫簽訂過無數不平等條約,但是,都沒有象這次《馬關條約》簽訂所引起的震動大。為什么?因為在當時中國人眼里,被遠在萬里之外的英國人、法國人打敗,固然不光彩,但是,他們是洋人、是夷人,我們不了解、不熟悉,被這些“蠻夷”之人打敗,雖然丟人,似乎還情有可原。而日本,一千多年以來,一直是我們的學生,是向我們朝貢的國家。今天,老師居然被昔日的學生打敗了,而且,敗得又那么慘,太沒面子了,中國的落后、腐敗,再也沒有什么可說的了。所以,《馬關條約》的簽訂在全國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憾。在這種強烈刺激下,民族精神大振,許多志士仁人扼腕痛哭流涕,感到中國從此將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維新志士譚嗣同就寫下了著名的詩句:“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梁啟超則大聲吶喊:“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甲午一役。”這種國家的災難、民族的不幸,對還未成年的黃炎培刺激極大,他曾說過:“吾年十七,值甲午對日作戰,一時愛國心勃然而起,……國家觀念遂占吾方寸間主要部位。”1894年,黃炎培17歲,國家的災難,民族的不幸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如他所說,國家觀念遂占吾方寸間主要部位,即是說,愛國、救國成了他思考一切問題的中心。

    另一方面,則是黃炎培個人家庭的不幸。也就在1894年這一年,黃炎培的父親不幸去世。而他母親早在他13歲時就已離開人間。這樣,年僅17歲的黃炎培就承擔起撫養兩個年幼妹妹的家庭重擔。他靠賣文和作私塾教師的微薄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國家的災難、個人家庭生活的巨變,交相煎熬,促使年輕的黃炎培把國家前途和個人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尋求個人和國家、民族的出路。

(2)蔡元培的感召

    正當黃炎培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極大苦悶的時候,上海傳來了南洋公學開辦特班的消息。南洋公學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由盛宣懷創辦于1896年,是我國近代最早成立的現代大學之一。開辦之初學校設置上院(大學部)、中院(中學部)、外院(小學部)和師范院四部。1901年,為了盡快培養新式人才的需要,南洋公學開設特班,招收一批在傳統文化方面有較深造詣、又有大的志向的青年學子,試圖通過較短時間的訓練,使他們成為棟梁之材。一批后來活躍于近代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著名人物,如李叔同(弘一法師)、邵力子、胡仁源、謝無量等均是該班的學生。而該班的總教習,則是蔡元培。蔡元培這個名字,對于我們在高等學校工作的同志,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他對中國近代文化教育的貢獻可以說無出其右者。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蔡元培則以“翰林公鬧革命”而著稱。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比黃炎培年長十歲,也是在1894年這個令人心碎的年代,蔡元培被授為翰林院編修(首先需取得進士頭銜,然后經過殿試,再被皇帝親自授予翰林院職務——重要的儲備干部)。按照清代官制,只有被授予翰林院編修一職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督撫、總督、大學士這樣的最高職務。換句話說,作為翰林院編修的蔡元培,已經取得了通往封建社會最高仕途的入場卷。但是,蔡元培卻在1898年10月戊戌變法失敗后棄官南下,回到家鄉紹興創辦新式學堂(紹興中西學堂),以培養人才。蔡之所以采取這一行動,用他的話來說,是鑒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運動領導人的失敗是由于“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奪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他要采取一條不同于康、梁的路線,先辦學堂培植人才,再推翻清政府。而舉辦南洋公學特班,正是實現蔡的抱負的一種手段。所以,在清末,社會上對蔡元培有“翰林公鬧革命”的戲說。

    在南洋公學特班,蔡元培對黃的影響最大的有兩條,第一點是堅定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操。用黃自己的話講,他說:“最初啟示愛國者,吾師。”又說,蔡元培對他們的教誨,“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第二點是接受了蔡元培教育救國的思想和主張。黃炎培回憶,在南洋公學,蔡元培多次對他們說:“中國國民遭到極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力來解除痛苦。你們出校,必須辦學校來喚醒民眾。”正是在蔡元培的感召下,年輕的黃炎培立下了教育救國的志向,他決心不再按照傳統知識分子的老路走下去,而是投身新式教育的創辦,把自己的愛國之心,落實為振興教育培養人才的具體行動。

(3)一位干練的年輕教育家

    1902年南洋公學解散之后,黃炎培回到家鄉川沙縣,大力興辦新式學堂。他先后開辦、主持了川沙小學堂、上海縣廣明小學、師范講習所、浦東中學等,這些學堂都是江蘇、上海地區最早的近代新式學堂。同時他還在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開辦的一些學堂兼職。我們知道,20世紀初年,清政府頒布了《癸卯學制》,要在全國興學。但是,新式學堂的創辦阻力還是很大的,一是觀念的陳舊,私塾和學堂爭奪生源,人們不愿意貿然去新式學堂讀書,寧肯上私塾;二是經費的缺乏,學校辦起來困難重重。為了減少辦學阻力,節省辦學經費,黃炎培在他所辦的所有學堂里,都不拿分文工資,自己仍然靠賣文為生。特別是他受上海著名實業家楊斯盛委托創辦的浦東中學,堅持德、智、體三育并重,在上海頗負盛名,1907年該校舉行第一次運動會,《申報》曾連續報導,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該校培養出一大批人才。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近十年間,黃炎培除親自創辦學堂之外,還積極參加江蘇省教育會的工作,擔任教育會常任調查干事。當時科舉取士制度剛剛廢除,新舊教育體制交錯,學校與私塾、學校與學校、學校與政府、學校與地方和民眾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各地常有教育糾紛、對簿公堂,甚至搗毀新式學堂的事件也時有發生。作為江蘇省教育會的調查干事,為了協調和解決這些矛盾,黃炎培的足跡幾乎遍及全省63縣的三分之二。通過這些活動,黃炎培加深了對一個省的教育實際狀況的了解,獲得了大量的感性認識,也獲得了一個年輕教育家的聲望。同時,這些活動也使他有機會與社會各界交往,建立了廣泛的社會關系。

2、“提倡愛國之根本在職業教育”——從改革普通教育到致力職業教育

(1)提倡實用主義——改革普通教育的努力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奪得政權的資產階級,力圖通過政權的力量改革封建教育,培養一代新人。封建專制統治的分崩離析也為新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空間。辛亥革命后,黃炎培很快被委任為江蘇省教育司司長,主管一省的教育行政。與當時眾多的教育家一樣,辛亥革命的暫時勝利,使他們感到革命已經大功告成,現在的任務是建設。如果說此前他們興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開民智”,喚醒人民大眾的覺悟,以推翻清王朝專制統治的話;那么,現在的主要任務則是培養建設人才,用蔡元培的話說就是:“民國成立,改革之目的已達,如病已醫愈,不再有死亡之憂。” 1912年初,蔡元培受命擔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他曾電招黃炎培赴京到教育部協助工作,黃炎培考慮到民國教育,基礎在地方,其責任之重不下于中央,所以謝絕了老師的聘請。以后,北洋政府曾兩次發布黃炎培擔任教育總長的任命,他都堅辭未就。在江蘇省教育司長任內,黃炎培主持制定了《江蘇今后五年間教育計劃書》,全面規劃了江蘇省未來五年間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實業教育、社會教育、女子教育、師范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藍圖。

    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等一批進步人士的主持和推動下,民國初年的教育確實有了較大發展,特別在中小學數量上可以說有迅猛發展。但是,學校的教學質量、學生的就業情況并不令人樂觀。經過深入的調查,黃炎培發現,導致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學習內容與學生的生活脫節,學校教育與社會的實際分離。他發現,學生們在學校學習了各種類型的論說文,但是回到家里連封普通的家信都不會寫;能夸夸其談列舉拿破侖、華盛頓等一大堆外國人名,而親友之間的稱謂卻分辨不清;課堂上講了度量衡工具的用法,回到家卻不會使用秤,看不懂尺子。這樣的學生,“小學畢業,習農則畏勤動之多勞,習商則感起居之不適。”他感慨道:如果學校就這樣辦下去,“學校普而百業廢,社會生計絕矣。”

    鑒于上述狀況,1913年1月,黃炎培發表了一篇在中國教育史上非常有名的論文:《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在這篇論文中,黃炎培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論證了教育與生活、學校與社會相聯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確地提出,人們之所以需要教育,是因為通過接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為適宜之應付。”如果一個人所受的教育與他的個人生活,與周圍的社會一點關系都沒有,人們還為什么要到學校,為什么要去受教育?從這一根本目的出發,學校教育就應該與學生生活,與社會現實密切聯系,這是教育的本義所在。黃炎培還以小學教育為例,在論文中具體地討論了如何在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算術、理科、圖畫、手工、體育等各科中貫徹實用主義。并把其主張概括為兩句非常經典的話:“打破平面的教育,而為立體的教育”,“漸改文字的教育而為實物的教育”。

    黃炎培提出實用主義教育,意在改革學校教育與社會分離、與學生生活脫節的弊端,在民國后的教育界,影響非常之大。1915年以前出版的各類中、小學教科書,為了暢銷,大多在封面冠以“實用主義教科書”的橫幅標題。而就黃炎培自己思想發展的軌跡而言,實用主義教育的提出,正是為他以后提倡和從事職業教育打下了一個堅實的思想基礎。

(2)國內考察:查清中國教育問題的“病源”

    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以后,加快了復辟帝制的步伐。1914年2月,為了表示對袁世凱稱帝的憤慨和不合作,黃炎培辭去了江蘇省教育司司長的職務,當然,他還是民間組織江蘇省教育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辭職之后,黃炎培在當時《申報》老板史量才的支持下,開始了廣泛的國內教育考察。兩次國內考察:第一次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用了95天;第二次是山東和直隸(河北)二省,用了36天。動身之前,黃炎培就給自己提出明確的任務:在更大范圍內了解中國教育的實際情況,探尋導致中國教育問題的病根。考察期間,上至省長、教育司長、財政司長、民政司長這些省級官員,下及學校校長、教師、學生、學生家長以及村民,都是他的訪問對象;考察的機構包括各級各類學校、私塾、慈善機關、博物館以至于寺廟、祠堂。每到一處,則進課堂,下操場,口問手寫,不放過一切機會,有時為了解一所山區小學的情況,他會步行幾十里實地考察。廣泛的國內考察使他獲得了對全國教育實際情況的深刻認識:現今中國之教育,任何學科都把教育、教學的目的,歸納之于文字(農業國文、工業國文、理科國文……)。偏重文字的積弊如此之深,必然使兒童輕視物質方面,導致各種學校畢業生除升學外幾乎沒有其他的路可走,這是今天中國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

    黃炎培把造成這一切弊病的根源統統歸之于教育與職業的分離,學校與社會的脫節,他認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普通教育要注重生計”,即普通教育要給予學生將來走向社會、獨立謀生的一種本領和能力。至此,提倡一種融教育與職業為一體的新的教育形式的念頭已經萌發。此時的黃炎培意識到,僅從改革普通教育入手,難以盡快奏效,必須另辟新徑,提出一種全新的教育形式——職業教育,才可使人們“驚心動魄”“耳目一新”,易于接受!所以,對于黃炎培而言,1914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以國內教育考察為轉折點,他開始從宣傳鼓吹實用主義而逐漸具體化為提倡職業教育,從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轉而更多地關心如何溝通教育與職業的關系。但是,職業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應該如何施行?他還只是從書本上看到這一名詞,而并未有實際的體驗。

(3)國外考察:尋求救治中國教育的“良方”

▲美國之行

    1915年初春,黃炎培獲得了一個赴美國考察的機會。這一年,巴拿馬運河通航,美國舉辦第一屆萬國博覽會,北洋政府農商部組團參加,黃炎培受聘擔任隨團記者,與一批當時工商業界的頭面人物一起,組團赴美參觀。對于黃炎培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實地考察異國教育,尋求解決中國教育問題的機會。行前,他給自己定出原則:“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就是說,他的赴國外考察,時時心里存著一個“我”字,對于一切外國的經驗、理論、制度和方法,不是舍己從人,而是為我所用。

   眾所周知,職業教育是伴隨著近代大工業生產而在資本主義各國首先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教育形式,它的產生反映了大規模機器生產對勞動者在質量、數量上的新需求。職業教育最初在英國興起,繼而盛行于法國、德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職業教育有很大發展。據統計, 1904年,美國在全國中等以下學校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是17萬人左右;到1914年即達35萬人,十年間增長一倍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大量進行軍火買賣,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工業部門需要大量補充技術工人和提高在職職工的技術水平,促使職業教育有了更大的發展。而美國政府這一時期連續制定的幾個有關職業教育的法案,更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證。黃炎培一行的考察,正趕上美國職業教育大發展時期。這次赴美考察共兩個多月,黃訪問了美國25座城市的52所各級各類學校,與美國教育、實業、和政界的各方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

    兩個月的考察,給黃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通過對比,使黃炎培加深了對當時西方先進教育理論的認識與理解,為他進一步批判和清理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接受職業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理論基礎。他認為,東西方教育思想的根本分歧在于:彼之教育,大都取自然,而吾取強制也;彼之教育,大都取個別,而吾取劃一也;彼之教育,最重改造,而吾惟重模仿也;彼之教育,最重公眾,而我惟重一己也。黃炎培的這種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講,確實抓住了西方近代教育與傳統封建教育在教育思想上的一些根本分歧。他的看法與這一時期國內一批重要教育家,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的看法大致相同。第二,通過實地考察,增加了大量的職業教育的感性認識,堅定了提倡職業教育的信念。在美期間,黃炎培就自己認為國內教育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比如:“教育與生計的關系,是中國教育存在的最大問題,美國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如何解決普通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對小學生,如何進行使之容易就業的培訓計劃?”等等。同時,全面考察了美國從職業陶冶、到舉辦職業學校、職業補習學校,進行職業指導,以及普通中學設置選科、分科等一套完整的職業教育制度、體系和實施方法。

    前面我們曾經說過,1914年的國內教育考察使黃炎培在更高的層次上對國內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認識,開始了從鼓吹實用主義到提倡職業教育的轉變;但是,當時他對職業教育并無深切的感性認識。 而此次美國之行,使他深受教益,面對生機勃勃的美國職業教育,他感到尋找到了改革中國教育的“良方”;“觀其職業教育之成績,益覺我國教育之亟宜改革。”“回念吾國,……不能不認職業教育為方今之急務。”

    同年8月,黃炎培從美國考察回來之后,立即為在國內推廣職業教育進行了輿論和組織上的準備。他投書報章、應邀演說,大多以宣傳職業教育為題,總結發揮了國內外考察的心得體會。力圖針對中國現實的教育問題,從經濟競爭、個人生計、實業前途、民族命運等方面闡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與此同時,黃炎培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聯絡同志,募集資金,調查研究,積極籌備。1916年9月,在黃炎培主持下,江蘇省教育會附設職業教育研究會宣布成立,會員148人,這是我國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省一級職業教育研究機構。

▲    日本、菲律賓之行

    1917年1月,黃炎培偕同陳寶泉、郭秉文、蔣維喬等國內教育界知名人士一行六人,赴菲律賓、日本作第二次國外考察。為什么要去這兩個國家考察呢?

    在黃炎培看來,美國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職業教育在歐美等國的產生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它的必然邏輯。而菲律賓和日本則不同。前者曾經是西班牙殖民地,教育注重虛文而輕工藝,與中國有相同之處;后來隸屬美國,教育事業一日千里。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之隔,民風相同,習俗相近,長期受儒家思想影響。明治維新之后向西方學習,幾十年間崛起為資本主義列強之一,教育在其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那么,職業教育在這兩個國家的地位如何,他們是如何實施職業教育的,其經驗對中國來說,更重要、更親切。正是抱著這樣的目的,黃炎培利用這次機會對兩國的職業教育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在日本,他看到,“日本于職業教育之名詞,雖未見十分煊爛,而于實際則厲行弗懈。”在菲律賓,他感受到,菲律賓從一個殖民地國家“不十年而改觀”,“市無游民,道無行乞,國多藏富之源,民有樂生之感。”這一切皆受惠于職業教育。第二次國外考察更使黃炎培堅信:“提倡愛國之根本在職業教育。”

(4)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提供的機遇

    那么,國內有沒有提倡、推廣職業教育的適宜土壤呢?正當黃炎培風塵仆仆地在國內外進行廣泛考察,為中國教育尋找出路的時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正經歷著一個長足發展的好時機。

    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資本主義列強由于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掠奪,民族資產階級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面對這種機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投資各新式產業,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又迫切地感到缺乏人才的嚴重壓力。經濟結構的變動,使知識界、教育界與新的經濟勢力在改革教育的問題上結成聯盟,相互之間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解和主動精神。我們翻閱這一時期的報刊,到處可以看到工商業界呼吁人才、斥資辦學的要求和報道。比如說,先后在上海創辦德大、厚生兩大紗廠,在鄭州創辦豫豐紗廠而得大名的大企業家穆藕初,就曾拿出五萬兩,資助北京大學羅家倫等五名學生赴美留學;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更是斥資創辦廈門大學。民族資本主義短期內大發展的形勢,民族資產階級表現出的對發展教育的格外關注,使黃炎培提倡職業教育,溝通教育界與實業界的愿望有了適宜的土壤和條件。

    通過前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出黃炎培思想發展的軌跡:青少年時期受國家災難、個人生活不幸的刺激和蔡元培的感召,立下了教育救國的志向;通過在江蘇省從事實際教育工作的體驗,感受到科舉制度雖然被廢除了,但是封建教育脫離學生生活、遠離社會實際的弊病仍深深地束縛著新式教育的發展,于是提出“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的主張,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國內外廣泛的教育考察,使他認識到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教育的問題,必需尋找一種新的教育形式,融教育與職業為一體,堅定了提倡職業教育的信念。黃炎培完成這樣一種思想轉變,大致經歷了從甲午戰爭爆發(1894)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的25年。而這25年正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型的時期。任何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的提出,任何一種教育思潮和教育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都是時代的產物;但是,在同樣的條件下,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把握住時代的脈搏,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時代的弄潮兒。除了時代的原因之外,個人的閱歷、氣質、理想、追求,以至知識結構、人際交往等等,都可能在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我們知道,黃炎培與民族資產階級有著很深的歷史關系。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江蘇教育會和省諮議局團結了一批教育界、實業界和政界人士;辛亥革命后,通過江蘇教育會的活動保持和擴大了這種聯系。我們在前面曾指出,黃炎培從青年時代起就表現出重視實踐、講求功利、關注現實問題的思想和學術作風,少了點傳統知識分子的書生氣和清高勁。他曾在一個場合說過,他還在十幾歲的時候,家鄉里人們辦紅白喜事,別人嫌麻煩,不愿意出頭承擔組織工作,他卻自告奮勇主其事,而且辦得井井有條,受到鄉鄰們的贊揚。黃炎培十分留意于社會經濟生活的觀察思考,他認為,“離社會無教育,”“講教育一定要從經濟上著想。”正是這種與民族資產階級長期保持的密切關系和對社會經濟生活的關注,使黃炎培能夠比同時代的教育家更敏銳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可以說,種種歷史機緣,選擇和造就了黃炎培,使他成為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倡導者和奠基人。

3、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推動職業教育在全國的開展

    1917年5月6日,由黃炎培首創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中國工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宣布成立。這一年,他39歲。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宣言書》上列名作為發起人的有48位知名人士,其中既有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如蔡元培、張伯苓、蔣夢麟、沈恩孚、陸費逵等,也有文化界的名流,如梁啟超、張謇、嚴修、史量才,更有一批金融界、實業界的新貴,如聶云臺、宋漢章、穆藕初等,還有一批著名的政界人物,如唐紹儀、王正廷等。從這張不太完全的發起人名單可以看出,職教社從其誕生之時起,就有著廣泛的社會聯系,這正是黃炎培個人風格的體現,也是它不同于近代中國任何一個教育社團的顯著特點,而且,這一特點一直保持下來。

    從1917年到1937年的二十年間,黃炎培以中華職業教育社為依托,從創辦中華職業學校,到創刊《教育與職業》雜志;從對職業教育的調查、研究、宣傳,到設立職業指導機構、開辦職業補習學校;從實驗普通學校中如何實施職業教育,到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從注重城市職業教育,到開辟鄉村改進試驗區,推行農村職業教育;從國內職業教育的推進,到南洋職業教育的開展。二十年間,黃炎培為中國職業教育事業嘔心瀝血、慘淡經營、顛沛流離,歷盡艱難險阻而毫不氣餒。而他的職業教育思想也正是在這種與中國職業教育實踐緊密結合的過程中得以形成和不斷發展。

二、 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基本內涵

1、職業教育的目的是:“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

    1918年5月,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際,黃炎培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三個預備”即:“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之預備。”進入二十年代,他又提出把“謀個性之發展”列為職業教育的目的之一,并將上述幾個方面概括為“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一句非常響亮的口號。在此后幾十年的活動中,黃炎培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對職業教育的目的、定義做過許多說明和解釋,但總是把這兩句話作為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黃炎培的世界觀、社會政治觀點和他對教育本質的認識與理解。

    (1)為什么說這一概括反映了他的世界觀呢?在黃炎培看來,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求生”,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但是,任何一個人又離不開其他人而孤立生存,即所謂“孤生不能,生亦寡趣,乃求群。”就是說,在求生之外,第二大需求即是“求群”。為了求生,就要具備維持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能力、知識、技能。由此,人類就產生了求知的欲望。而求群的本能是人類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同情心。用黃炎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天賦我以知,更賦我以愛。”把求知欲望和具有同情心作為人類兩大天賦的本能。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黃炎培認為,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紛爭不得安寧,最根本的原因是物質條件的限制(用現在的話講是資源的有限)。每個人都是一生下來就要使用有限的資源(吃、喝、住),獲取不到這些資源,就要發生爭執,從爭執到抗爭、再到戰爭,必然是人類互相之間的殺戮。在互相爭斗、殺戮的過程中,人類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就漸漸地泯滅、喪失了。于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大千世界,慘禍遂伏其中。所以,在黃炎培看來,“人類間唯一大問題,是‘全生去殺’。古今中外宗教家、政治家、法律家……一切主義,一切學說,都是從這基本觀念產生出來。”而要解決這樣一個全人類的大問題,途徑何在呢?黃炎培認為,“從客體言,在增進所以供給生活需求之分量與效用;從本體言,在廣其知以大其愛。二者之間,因果存焉。所求既給,則愛他心油然而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說,黃炎培開出的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從客觀上講,要努力增加人們所必需的生產、生活資料的供給,即是提高生產力,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從人類主觀上講,要努力提高自己駕馭自然、掌握科技知識的水平,只要這樣才能生產出更多的供人們消費的產品;同時要“大其愛”,努力培養、發揚人類固有的同情心。他說,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那就是,人們的生活欲望得到滿足了,那么,人們之間的同情心也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我們知道,黃炎培是一位虔誠的人道主義者,他從儒家學說中吸取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民愛物思想,認為儒家的這一基本觀點于情于理都非常適當;他也服膺過佛教普救眾生的倫理哲學,他曾經說過,自己人生基本觀念的形成得力于釋伽牟尼的一句話“吾生為一大事而來!”在黃看來,所謂的大事,即是“自度度人而已。”即自己認識人生的真正意義,同時也啟發別人認識人生的真正意義。而當他接觸了二十世紀之初傳到中國來的進化論之后,他又成為這一理論的堅定信仰者,即相信人類社會在不斷前進,后來者總是要超過前人。這樣,他力圖把進化論的“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觀點與從儒家學說中吸取的仁民愛物、佛教典籍中宣揚的普救眾生等觀點糅合起來,做為職業教育的理論基礎。這樣一種理論建構,恰恰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不滿現狀、呼喚變革而又缺乏勇氣,懼怕改變的軟弱特點。在他看來,職業是增進人們知識、技能,提高人們生產、生活能力,從而增進社會總供給的最好手段;而教育則是保持、擴充人類同情心的最好辦法。教育與職業的溝通、結合,必將“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這樣,職業教育在全世界推廣了,人世間的一切不幸、一切罪惡、一切爭斗和慘變,統統都會消失,“全生去殺”的問題也就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黃炎培的提倡職業教育,是深深地受到他的世界觀,即他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總的看法的支配的。

    (2)為什么說“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也反映了黃炎培的社會政治觀呢?我們在前面曾多次談到,黃炎培之提倡職業教育,最初的動機是受刺激于整個社會生計之恐慌,各種事業之不發達和廣大青年學生的失學和失業。試圖通過提倡職業教育來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這些困難問題。幾十年間,黃炎培從創辦職業學校、職業補習學校、職業指導機構到試辦農業改進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的職業教育活動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目標始終未變,那就是堅持把職業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百姓這一頭,面向中下層民眾和失學失業青年學生。他曾說過這樣一層意思,整個社會就象一個花瓶,其重心是在下邊,如果重心上移,花瓶就會傾倒。“因勞工占社會大多數,一切問題,皆以大多數的平民為重心。”職業教育就是要“解決平民問題。”為此,他在職業教育的所有活動中,都把平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說,1918年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為什么把校址選在上海市西南區,就是考慮到這一地區老百姓“貧困無業者,較它處為多。”在這里辦學對他們的子弟施以適當教育有利于改善其生活。職業學校的招生原則明確規定為“應收寒素子弟”,“費用務求減輕。”中華職業學校成立后最先開辦的專業是鐵工和木工兩科,為什么最先開設這兩科,這是因為經過調查他們得知這兩個專業與一般百姓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又是發展工業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能。以后,為了幫助失學青年和提高在職店員、中下層公務人員、職員的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中華職業教育社在上海和其它地區創辦了大量的職業補習教育機構。工作重心始終在社會的下層。我們都知道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他曾斥巨資創辦廈門大學和集美地區的一批學校。黃炎培與他過從甚密,私交甚厚。1924年黃曾與陳通信討論職業教育問題,黃在信中十分委婉但也是十分堅定地勸陳說:“弟更愿先生將用于中等以上青年之財力(當時陳主要資助廈門大學),略事節縮,以用于中等以下青年。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此中不少天才,徒為境遇所困,無由發展,為培養人才計,為尊重人道計,似宜注意及此。”這幾句話說得情真意切,黃炎培關注貧苦民眾子弟,主張職業教育面向社會下層的感情得到充分體現。

    (3)“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作為職業教育的終極目標,也體現了黃炎培對教育本質的深刻認識。在黃炎培看來,教育是一種前人將所獲得的知識、技能、經驗傳授給后人,后人在模仿中獲得改進,或進而有所發明、創造的社會活動。人之需要接受教育,一是為了治生,即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本領;二是為了樂生,即使生活豐富多彩。為了實現第一個目的,教育必需提供給人們以直接謀生的能力和互助合作的素養,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也許在初時為非職業的,而最后必為職業的。”這種教育觀是對封建教育思想的一種有力抨擊。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還把教育置于不識人間煙火的地位,認為受教育是為了出人頭地、做高居于普通民眾之上的人;而把受教育與解決吃飯問題、謀生問題聯系起來,作為主流價值觀,似乎是不值一顧的。為了實現第二個目的,教育必需適合每個人的才性,為將來從事與他性情相適宜的工作做準備。正是從以上兩點對教育本質的認識出發,黃炎培反復強調,職業教育不僅求供需相濟(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而且求才性相近,既“使百業效能賴以增進”,又使人“獲得職業的樂趣”。使人養成“自求知識之能力、鞏固之意志、優美之情感”,實現個性的和諧發展。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黃炎培職業教育目的的提出,確實是受其世界觀的制約,同時,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社會政治觀和對教育本質的基本認識。他所精心構建的這個理論體系,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強調教育與個人生活的關系,主張教育要關注貧苦民眾的生活、生計問題,教育要適合學生的個性等等;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職業教育寄予了過高的期望。

2、職業教育的辦學方針是:社會化、科學化

    黃炎培十分重視職業教育的社會化和科學化。這既是他幾十年間辦職業教育的寶貴經驗的提升和總結,更是他在長期職業教育活動中所遵循的辦學方針。

    所謂社會化,說得白了點就是辦職業教育不能關起門來,而要走向社會。黃炎培多次說過,“辦理職業教育,并須注意時代趨勢與應走之途徑,社會需要某種人才,即辦某種學校。”“職業教育的原則,著重在社會需要。”辦什么學校,設置什么專業,開什么課程,用什么教材,完全要因地制宜。在教學方法上,特別注重實習和訓練,并注意到農村和工場、企業、商店去實地考察。對職業學校的教師,他主張要充分利用職業界的人才;甚至在校長的選擇上,明確提出,除了要有熱情、學力、德行和經驗外,“還要加上一件,就是社會活動力,”“職業學校校長資格所最不相宜的,怕就是富有孤獨性的書呆子。”1926年以后,他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提出:“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地溝通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同時須分一部分精神,參加全社會的活動。”以后,他更把這種社會化稱作是職業教育機構的唯一的生命。他說:職業學校“最要緊的一點,譬如人身中的靈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是什么東西呢?從其本質來說,就是社會性。從其作用來說,就是社會化……職業教育機關唯一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社會化。”

    黃炎培把社會化稱作是職業教育機關唯一的生命,可見在他的心目中,社會化是何等重要!為什么會有這種認識呢?這是因為他看到了職業教育比普通教育與社會生活有著更密切的聯系,更嚴格地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和影響。應該說,這種認識反映了伴隨著大工業生產而出現的職業教育的本質特點,無疑是十分可貴的。在具體的辦學實踐活動中,從專業設置,課程開設、招生對象及人數、培養規格,直到職業道德標準的制訂,無不建立在詳細周密的社會調查的基礎之上。在黃炎培的倡導之下,中華職業教育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與社會各界溝通聯絡的制度。其中之一即是,每年定期邀請工、農、商、金融、教育各界專家集會,征求他們對人才需求和中華職業學校畢業生的意見,了解社會需求,以期改進工作。即使在抗日戰爭的年代,學校顛沛流離,這種制度也堅持下來。黃炎培反復告誡人們,“辦職業教育,是絕對不許關了門干的,也絕對不許理想家和書呆子去干的。”這句話,可以說是他幾十年經驗的高度概括!

    所謂科學化,用黃炎培的話講就是,“用科學來解決職業教育問題”。這句話初聽起來似乎有點不著邊際,什么事不用科學能解決,但認真思考一下,確是針對性十分明顯。在黃炎培年看來,職業教育的所有工作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別:一類是物質方面,一類是人事方面。前者如農業、工業、商業、金融、財貿等各類專業課程的設置、教材的選擇編寫,教學訓練原則的制定、實習設施的配置等等,這些都要力求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通過調查研究,經過實驗,取得經驗,逐步推廣。要充分尊重科學精神,體現科學態度,不能頭腦發熱,隨意跟風。后者(人事方面)則是要采用科學的管理方法進行職業教育機構的自身建設。他指出,要按照職業的不同性質與人的性格、興趣和天賦的不同,替他分別種類,來確定誰適宜做什么,誰不適宜做什么,盡量做到事得其人。早在1921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就參照德國的儀器,制成七種職業心理測驗器,在招生時使用,開職業測驗之先河。黃炎培力求把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工作納入科學化的軌道,注重調查研究,注重試驗,勤于總結,逐步推廣,在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而形成一套從職業陶冶、職業教育、職業培訓到職業指導、職業補習教育的系統理論和靈活多樣化的制度,力爭做到“人盡其才”,“事得其人”“工作重效能”的好傳統、好作風。這也是中華職業教育社作為一個民間教育機構,在舊中國那樣惡劣環境下得以生存下來的重要保障條件之一。

3、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是:“手腦并用,做學合一”

    我們知道,黃炎培作為一個從封建教育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從青少年時期就對傳統知識分子輕視實踐、崇尚書本的惡習十分反感,他自己曾身體力行在青少年時代就愿意做一些在一般讀書人看來根本不屑一顧的事情。他曾說:“社會積習重士而輕農、工、商,貴勞心而賤勞力,千百年養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至極。”他認為,這種流傳千百年來的成見是職業教育的“大難”,是存在于人們心理,看不見、摸不著,但卻無時不在起作用的“暗礁”。另一方面,從晚清以來,中國就開設了實業學堂(政府是從1904年以后)。從辦學要求來講,這些學堂是培養農、工、商各類實業人才的。但是,這些學校“非教以農工商也,乃教其讀農工商之書耳!”在黃炎培看來,以往此類學校的弊端在于課程設置重理論而輕實踐,學生富于欲望而缺乏能力。換句話說,學生眼高手低,不適合社會需要。正是針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影響和清末以來辦理實業學堂存在的問題,黃炎培明確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乃在養成實際的有效的生產能力,欲達此種境地,需要手腦并用。”反復強調,“單靠讀書,欲求得實用知識和技能,……是萬萬學不成的。”明確把手腦并用、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并行,知識與技能并重,作為職業教育最基本的教學原則。

    在實踐中,他力圖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來保證上述原則的貫徹落實。比如說在中華職業學校的招生簡章上明確寫著:本校特重實習,學生半日授課,半日工作,務期各種技能達于熟練。一些專業還具體規定“每周授業時間均為48小時,其中上課24小時,實習24小時,但至必要時于休息時間亦得課以實習。”學校開設銀行、商店、實習工場供學生用,同時與社會相關單位建立固定的聯系。在教師聘用方面他提出,最理想的教師是既能教理論同時又具有職業經驗并能動手者,在二者不能兼備的情況下寧可聘用有職業經驗者。在招生方面,主張盡量選招那些家長有某方面職業經歷的學生進入相應的專業學習。學生入學后,要填寫《誓約書》。《誓約書》上第一條就寫著:“尊重勞動”。學校明文規定:學生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內一切灑掃清潔招待等事,均由全體學生輪流擔任。學校不用一名校役。師生進校一律短裝(當時社會仍穿長袍),男同學光頭,女同學短發,以便于操作。對于學生學業考核,還有一條特別的規定,即是學生修業期滿后只發修業證書,而不發畢業證書,必須在工作單位實習一年并考察合格后,再回校領取畢業證書。中華職業學校用象征雙手萬能的符號作為校徽、校旗以及學校工場產品的商標,學校教室、禮堂高懸著黃炎培手書的“勞工神圣”的匾額;學校校歌的歌詞是:“用我手用我腦,不單是用我筆;要做,不單是要說,是我中華職業學校的金科玉律。”就這樣,黃炎培力圖從學校教育的各個環節保證上述原則的實施。

    黃炎培曾在一次講話中說明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他說:“上海是工商世界,中國讀書人,頂怕用手,除了寫字和穿衣吃飯上茅廁外,簡直就象天沒有給他一雙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會分作兩下;一是號稱士大夫的,是死讀書老不用手的;一是勞動者,是死用手老不讀書的。好罷!我們來矯正一下,要使動手的讀書,讀書的動手。把讀書和做工兩下拼起家來。要使人們明了世界文明,是人類手和腦兩部分聯合產生出來的。做工自養,是人們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我們親身做工,同時還要用書本來闡發做工的原理和方法。”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樣一些重大的教育原則上,黃炎培能達到上述認識的高度,并努力貫徹在實際的教育活動之中,應該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而作為直接為農工商各界培養從業人員的職業教育,強調動手能力的培養和基本技能的訓練,應該說比普通教育有更強烈的針對性。黃炎培提出的“手腦并用,做學合一”的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在今天仍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黃炎培先生哲嗣、中華職業教育社副社長黃大能先生曾有一段回憶,說他在20世紀20年代末曾在上海滬江大學附中讀書,他父親堅持讓他轉入中華職業學校土木專科學習。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當時滬江大學是美國教會所辦,貴族化氣氛濃厚,許多有錢人,用汽車接送子弟上下學。黃大能回憶說,根據父親的要求,他在中華職校土木科學習三年,深得“手腦并用、做學合一”的益處。畢業后到粵漢鐵路實習,一年內從設計到描圖、曬圖,繪成圖紙上百張,受到局長、總工程師的表揚,說他“不遜于大學畢業生。”

4、“敬業樂群”:重視職業道德教育

    注重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是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職業教育的概念,從內涵上講,應該包括職業技能的教授學習和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二者缺一不可。離開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職業教育也就失去了意義。因此,他反復強調,“有人認為職業教育就是為個己謀生活,這種誤會,不可不注意。職業教育……不僅是為個人謀生的,而且是為社會服務的。”而就職業道德培養訓練的內容而言,在他看來,“第一要義即‘為群服務’。”后來,他更明確地把職業道德教育的內涵概括為“敬業樂群”四個字。

    所謂“敬業”,就是一個人熱愛自己所學習的職業,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有很強的責任心。用黃的話講就是“對所習之職業具嗜好心,所任之事業具責任心。”黃經常教育學生,不要看不起自己所學習的職業,他說,“職業平等,無高下,無貴賤。茍有益于人群,皆是無上上品。”

    所謂“樂群”,是指“具有優美和樂之情操及共同協作之精神。”即指個人情操的豐富優美和團體協作精神的培養。為什么提出這兩條?前者是針對職業教育容易偏重于職業技能訓練,忽視個人情操的培養,會使人們的精神生活枯燥乏味、身心發育不平衡;后者則是針對中國士人缺乏團體意識,注重私德而缺乏公德的弊端而發。“樂群”,就是要培養合作精神、團體意識。為了貫徹上述思想,在黃炎培主持下,中華職業學校制定和完善了職業道德教育標準,把“敬業樂群”具體化。首先制定了各個專業共同的標準,如:認識職業之真義在服務社會;養成責任心;養成勤勞習慣;養成互助合作精神;養成理性服從美德;具有穩健改進之精神;養成經濟觀念;養成科學態度,等等。同時,還針對不同專業的特點制定了各自的道德教育標準,如,農科專業;須保持鄉村淳樸的風習;充分養成農夫的身手。商科專業:養成敏捷、決斷的能力;充分發揮信實的美感;養成注重社會狀況的習慣以及良好的禮貌,等等。

    黃炎培重視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是與他對職業教育社會職能的認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在他看來,職業教育是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手段。而人們對自己職業的理解、熱愛和強烈的興趣,是激發其事業心、創造力和積極性的重要動力;個人道德情操的健全發展,人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和諧一致,不僅是個人生存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消除人類社會一切“慘變”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黃炎培強調職業道德教育,還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眾所周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曾經是中國封建社會影響至深且遠的一種社會價值取向。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社會價值取向的影響遠未消失(迄今為止,也很難說已完全消失),人們仍然以讀書作官為榮,以讀書做工為恥,也正因為如此,黃炎培提倡職業教育,提倡為農、工、商各界培養做事的人才,在社會上,甚至在教育界也遇到強大的阻力,有人公開把職業教育稱作是“吃飯教育”是“作孽教育”,一般青年讀書之后也不愿意去從事動手的工作,唯高等學業是求。曾經在中華職業教育工作的我國著名新聞工作者鄒韜奮在調查了江蘇、浙江一帶的職業教育情況后十分感慨地說::“吾國自來重士而輕農工商,益以科舉遺毒,乃愈積重難返,謬見牢不可破。聞職業教育之名而不生其蔑視之心者幾希。”黃炎培提倡職業道德教育,不僅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必需,而且,也是力圖以此來抗衡和消彌這種封建教育觀念的深遠影響,其積極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以上四個方面,職業教育的目的,職業教育的辦學方針,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和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構成了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基本內涵。當然,在幾十年的職業教育活動中,黃炎培自己的職業教育思想也在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他自己實踐活動重心的轉移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但是,就上述幾方面而言,其主要內容并未發生過大的變化。也可以說,這些理論和實踐探索所獲得的認識成果,是在職業教育領域,黃炎培先生留給后人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

    今年是黃炎培先生誕生128年,也是他首創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89年。明年將迎來中國最早成立、而且是最具影響的民間職業教育機構——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90周年。我們在這里重溫黃炎培先生有關職業教育的一些基本觀點,回顧中華職業教育社90年間豐富多彩而又艱難曲折的歷程,目的是為開創新時期職業教育的新局面而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和營養。

    世易時移,人世滄桑。黃炎培先生在近一個世紀之前提倡、推廣職業教育時的國內環境、國際環境、他所面臨的問題與我們今天的國內外形勢和面臨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已是不可同日而語;黃炎培先生嘔心瀝血在推動中國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和采取的一系列規章、制度、方法、措施,現在看來,也未必件件都是適合于今天的。那么,為什么我們還要舉辦這樣一個研討會,大家冒著酷暑來這里學習討論黃炎培先生的職業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呢?我認為,這是因為學習研討其職業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在今天仍然有著非常強烈的現實意義。在這里我想引用黃炎培先生在90年前考察美國教育時所說的一句話,他在總結中、美兩國教育(也可以說是東、西方教育)諸方面的不同之后,說過這樣一句話:“凡此不同之點,皆本于其思想,而方法從之。故方法不足究,亦不勝究也。愿治教育者究其本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學習、借鑒美國(或者是西方)教育,不能僅僅局限于具體的方法,因為方法是學不勝學的,往往因時、因地而異;重要的是要探討隱藏在諸種方法之后的思想,這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我們今天學習黃炎培先生的職業教育思想和實踐活動,恐怕也需要這樣一種學習態度。最主要的是理解他職業教育思想中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在討論了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基本內涵之后,我覺得有必要特別強調一下他職業教育思想所體現出來的一些特點,而這些特點,正是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我把這些特點概括為三種精神,即“自尊自立,擇善而存”的探索精神;“與時俱進,奮斗不息”的創新精神;“關注社會,了解社會”的務實精神。下面分別談一下自己的體會。

1、“自尊自立,擇善而存”的探索精神

    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通過向西方教育先進國家學習,藉以改革傳統封建教育,實現教育現代化,以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這幾乎是所有進步教育的共識。黃炎培與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他們之從儒家經典的研習轉而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其根本動力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的強烈危亡感,是建設一個獨立富強的共和國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教育上向外國學習什么,如何學習?并不是僅有良好的動機就能正確解決問題的。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黃炎培就在一篇文章中對20世紀以來我國教育界學習外國的歷史狀況作過一個簡略的回顧。他說:“十五年以前,當歐洲大戰的中期,有一群留美學生回國,大談其國防。何以故?為美國提倡國防故。二十五年以前,一群留日學生,大談軍國民教育,何以故,為日本正提倡軍國民教育故。可是不久,便什么都沒有了。……蜂的眼前是花,采到了,釀出來,卻不是花而是蜜;蠶的口中是桑,吞下去,吐出來,卻不是桑而是絲。因為蜂和蠶都有它的特性,會充分表現它的能力,絕不胡亂模仿人家。”在差不多同時寫下的另一篇著作中,他更明確地把這種態度概括為“精神上須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還需擇善而從。”“自尊自立,擇善而從”,可以說,這正是黃炎培在幾十年的教育活動中,結合中國實際,借鑒外國教育,不斷探索所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從而形成他教育思想的一個鮮明特點。以職業教育的提倡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較大發展,為接受和容納這一新的教育形式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要使這一新的教育形式在一個封建教育傳統勢力深厚、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基礎薄弱的國度里生根發芽,決非易事。我們在前面介紹過,1915年黃炎培赴美考察教育時看到美國職業教育發達,深感找到了解決中國教育問題的對癥良方。但是,他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當時美國的職業教育,而是內心時時存在著一個“我”字。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之考察教育也,所競競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蓋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為我也,非為他也。以故足跡所至,茍的咫聞尺見,其所發第一念即‘與我之比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對此當如何’。”可以說,這正是他對于職業教育這個“舶來品”所采取的基本態度。在以后的職業教育活動中,無論是理論上的研究宣傳,抑或是實際工作中重大措施的采取,黃炎培都力求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因而使中華職業教育社所開展的各項活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密切關注國外職業教育發展的最新動態,及時地把國外新的理論、制度、措施、方法介紹給國人,并首先在自己的事業中進行試驗,因而,使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各項活動,始終能與當時歐美各國保持大致同步的狀態。二是特別強調職業教育要面向中下層人民,注重職業道德訓練,致力于科學知識的傳播,使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各項職業教育活動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與歐美各國職業教育把解決擇業問題作為重點不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職業教育活動,從一開始就把解決就業問題放在首位。如前所述,黃炎培所提出的職業教育的目標,第一條即是“使無業者有業”。黃炎培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如果辦職業教育而不知著眼在大多數平民身上……即辦職業教育,亦無是處。”在他們所舉辦的眾多職教事業中,從校址的選擇,科目的設置,到課程的增刪,生源的選擇,都力求使中下層人民及失學失業青年受益,獲得一技之長,為謀生之準備。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不久,有人非難黃炎培說,他是想用職業教育來使中國的教育“歐美化”。黃炎培氣憤地駁斥說:這話從何說起!我們之提倡職業教育是有感于我國的生計問題,并不是要趕什么時髦!即時就職業教育而論,歐美提倡它重點在于使人們選擇一種合乎自己興趣的職業;而我們提倡它,重點則在于使無業者有業!同樣是提倡職業教育,各國有自己的國情和特點,怎么能說是抄襲他們呢?

    再以重視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為例,其具體內容更是顯現出黃炎培努力結合國情的良苦用心。他自覺地意識到我國社會心理、文化背景等諸方面與歐美各國的不同;同時,更意識到,與中國近代工商業不發達、資金匱乏、難以尋找合格的師資等困難相比較,廣泛地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一些陳腐觀念,如鄙視勞動、讀書作官、重道輕藝等等,對職業教育開展所形成的負面作用更大。因此,他所主持制定的職業道德教育的具體內容有強烈的針性,如“尊重勞動”、“職業平等”、“為群服務”、“手腦并用”等等,反復強調灌輸,力圖用新的職業觀、價值觀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掃清障礙,而這些舉措,與歐美職業首先訓練的內容顯然有很大的區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始終瞄準歐美各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最新趨勢,而又力求在職業教育的側重點上,在職業首先訓練的具體內容上,在職業教育實踐活動的范圍上反映中國的國情,體現中國的特點,這是黃炎培幾十年間在提倡職業教育中不懈探索、一貫追求的目標。

    這就啟示我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借鑒、學習國外的先進教育,都要立足于本國的國情。不能借口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而置中國的國情于不顧,盲目照抄照搬,結果是欲速而不達;也不能因標榜自力更生,而閉關鎖國,拒絕接受國外一切先進的東西。這是因為,任何一種教育,無論是職業教育或者是高等教育,都要受兩種基本要素的制約,其一是受這種教育內部發展規律的制約,比如說,高等教育有高等教育內部的規律,基礎教育有基礎教育內容的規律,等等;其二是受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處在今天的信息時代,盲目自大、閉關鎖國的觀念早已失去了號召力、影響力;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如何在充分接受國外先進理念、先進制度的同時,努力保持一種清醒的頭腦,象黃炎培那樣,心里時時存在一個“我”字,而不至舍己從人。

2、“與時俱進,奮斗不息”的創新精神

    在我國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任何一位教育家,要想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得到社會的承認,除去他的理論學說、辦學實踐活動自身的影響之外,他個人人格的感召作用,同樣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黃炎培在舊中國倡導職業教育能夠形成一定的規模、聲勢,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能夠作出一定的貢獻;中華職業教育社作為一個私人發起的民間教育團體,能在經歷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而不改初衷,得以存在下來,黃炎培本人的人格,他的忘我獻身精神、他的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他的嚴于律己、潔身自好的情操,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從1902年在家鄉創辦第一所新式學堂——川沙小學堂算起,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教育生涯中,黃炎培親手創辦、主持或參與創辦主持的教育文化機構,總數達百種以上。在舊中國政治腐敗、經濟凋蔽、軍閥橫行、民不聊生的社會環境中,教育工作,不僅報酬低微、工作辛苦繁重,而且困難重重。資金問題、師資問題、社會輿論的責難,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動蕩不安,都沒有動搖他矢志教育的決心。在辛亥革命前家鄉的辦學活動中,為了在經費極為拮據的條件下辦好學校,取得社會信任,他身為學校總理(校長),兼授數門課程,卻分文不取報酬,一家人的生活靠分送鄉試闈墨的收入維持。辛亥革命后,許多人以革命功臣自居,以作官、作議員為目標,他卻謝絕了蔡元培留京協助部務的邀請,并兩次拒絕北洋政府讓他作教育總長的任命。為了給中華職業教育社募集資金,他曾冒著酷暑,多次往來于南洋各島。與國內、特別是上海實業家更有著密切的經濟往來。經他手募集的資金何止數千萬元;而他自己卻甘于清貧的生活,以至于在六十多歲之后要靠賣字、賣文,低價出賣自己多年珍藏的書籍來維持生活。他經常以“利居眾后,責在人先”自勉,不徒虛名,不慕高位,清心寡欲,操守廉潔,追求一種“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的精神境界,砥勵私德,熱心公益,為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而奮斗不已。

    在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活動中,黃炎培力求不拘成法,努力創新。從民國初年提出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的主張,到1917年首創中華職業教育社,1926年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從辦小學堂、中學堂、師范學堂、職業學校,到職業指導所、職業補習學校、農村改進試驗區。有人譏笑他喜歡趕時髦,喜歡翻弄新花樣,他卻絲毫不為所動。黃炎培曾多次談到他改號的原因。他原號“楚南”,去日本流亡時,改號為“韌之”,他自己解釋說,韌字的意義,刃是刀,韋是牛皮,用刀割牛皮,要有一股韌勁,表示了與清政府斗爭到底的決心。辛亥革命后,又改號“任之”,他解釋說,這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自己認為應該擔當的責任,毫不推諉,勇于承擔,善始善終;另一層意思是,對于別人的議論、非難,聽之任之,隨它去,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就要進行到底。綜觀黃炎培的教育活動,人們可以指出,他的理論體系不無值得商榷之處,他的實踐也確有失誤的地方。但是,他與時俱進,勇于探索、勇于創新、永不滿足的勇氣;失敗了不灰心,受到挫折不氣餒的精神,卻正是他特有的一種品質。這種品質與他的獻身精神,與他的嚴于律己、潔身自好的情操交融在一起,形成一股無形的巨大力量,緊緊地凝聚了一批愛國知識分子、進步實業家,不懈地奮斗了幾十年。可以說,這是他教育思想的第二個特色,而這一特色,在我們提出科學發展觀,大力倡導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今天,特別值得大力弘揚。

3、“關注社會,了解社會”的務實精神

    在為數眾多的近代教育家群體中,很少有人能像黃炎培那樣,注意從宏觀上研究教育與社會、教育與經濟發展的整體關系;很少有人能像黃炎培那樣,強調社會調查對舉辦教育事業的重要性;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樣,一生之中親自做過那么多次的國內外社會考察和教育考察。翻閱黃炎培遺留下來的大量論著、講演、札記、詩文和信件,我們感受到一股強烈的重視實際、講究功利、強調社會調查的氣息充溢其間。

    從宏觀上研究教育與社會、教育與經濟的整體關系,是黃炎培始終關心的一個大問題。如前所述,黃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一位“教育救國論”的信奉者;但他與當時的許多教育家不同,從不標榜教育是一種“清高脫俗”的事業;更不幻想離開社會去孤立地發展教育事業。他總是把教育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來思考的。他常說,“離社會無教育,欲定所施為何種之教育,必察所處為何種之社會。”我們前面說過,他一生中在國內外進行過多次教育考察,而每次考察,他都是舉凡社會生活的一切問題,例如宗教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民業種類之差別、物價工價之消長以及風俗習慣之異同,稻梁菽麥、年景收成,等等,他都曾給予關注。在以后從事職業教育活動中,他更進一步提出:“講教育一定要從經濟上著想”,“職業教育機關唯一的生命是社會化”等許多至今仍然閃耀著智慧之光的科學命題。可以說,也許正是由于黃炎培對教育與社會、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才能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比別人更敏銳地觸摸到近代中國經濟脈搏的跳動,他才能在與別人大致相同的客觀條件下,首先起而倡導職業教育,篳路藍縷,前驅先路。

    這種宏觀上的認識,體現在具體的教育活動中,就是強調社會調查的重要性。早在辛亥革命前作江蘇省教育會調查干事時,他就跑遍了全省的三分之二的縣份。辛亥革命后,他“發愿遍游各省”,對全國教育作一番調查。據統計,在當時全國有28省,他在24個省份留下了足跡,通過調查所得,為眾多的省市草擬了發展教育的規劃。至于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各項活動,更是建立在周密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他把教育工作者接觸實際、了解社會,比做醫生的查病因、開處方,看做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基本功。這樣一種見解,即使在今天,對于我們這些從事職業教育的人來講,仍然是非常深刻而具有指導意義的。

    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一個受舊文化薰陶20多年的教育家,黃炎培能夠如此強調教育的社會性、實踐性,并身體力行、貫徹始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黃出生于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其父黃叔才不慕功名,喜歡漫游,喜“經世致用之學”,做事精明強干,對黃頗有影響。還在家鄉時,他就常被鄰里請去做辦紅白喜事的帳房,他事無巨細,調度有方,對當時知識分子不屑一顧的此類事情,他卻干得興味十足。17歲以后獨立挑起家庭生活重擔,作過塾師,當過店員,生活的磨練使他對“農作之勤勞、生計之艱辛,吾深知之,且深憫之。”青年時代受知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實業家張謇。蔡元培的愛國激情、科學態度和高尚人格;張謇考中狀元之后卻下海從事實業、從事教育,沖破世俗偏見的勇氣和務實精神,都使黃炎培敬仰不已、師事終身。1905年以后,他通過江蘇省教育會的活動,以后通過中華職業教育的活動,結識和聯絡一大批當時上海、江蘇以至全國的實業家,并且保持了終生的聯系。所有這一切家庭、師友和社會交往的影響,交織在一起,熔鑄成他重視實效、不尚空談的氣質,使他能在較大程度上擺脫封建知識分子輕視實踐、不識人間煙火的陋習,形成自己思想和作風上務實的鮮明特色。而這一特色,對我們今天從事職業教育的領導和教師而言,真可謂是一劑良藥!相信在座的領導和老師們在這方面有著比我深刻得多的體會和感受。

    綜上所述,黃炎培先生“自尊自立,擇善而存”的探索精神;“與時俱進,奮斗不息”的創新精神;“關注社會,了解社會”的務實精神。我想這三點是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的,都是我們這些從事教育工作、特別是從事職業教育工作的同志應該繼承和發揚的。我們要研究、學習他創建的有中國自己特色的職業教育理論,要借鑒他在幾十年職教活動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方法和經驗,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來,上述三種精神更重要。具體的制度、方法、措施是因時、因地、因人而易的,而探索精神、創新精神、務實精神卻是任何時代、任何事業都需要提倡和發揚的。

    原文選自《溯源與創新》,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研究中心編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作者簡介:

    田正平,浙江大學中外教育現代化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理事長,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教育理論與教育史學科組成員,浙江省首批特級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教育現代化、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國高等教育史、中國職業教育史等。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 郝明金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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