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供給側改革的最大潛力在于職業教育

作者:姜大源 來源:《教育與職業》 發布時間:2017-04-14

    教育作為人力資源的供給側,迫切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實際上,人力資源供給側改革最大的潛力在于職業教育,因為職業教育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職業教育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社會公平的潤滑劑,也是個性發展的動力源。職業教育的供給側改革,不僅涉及職業教育的觀念和功能,而且涉及職業教育的體制與機制。當前,只有對困擾職業教育發展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探究與思考,才能充分挖掘并彰顯職業教育的潛力。

    一、基于文化潛力維度思考的職業教育

    2013年7月,筆者在德國萊比錫現場觀摩了第42屆世界技能大賽。這次大賽令筆者震驚的是,半數以上的觀摩者都是青少年。雖然我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的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在賽場依然難以見到青少年觀摩技能大賽的場景。盡管我們也提倡開放校園、開放院所、開放賽場,總而言之就是“開放職業教育”,但距離真正的開放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既暴露出我國職業院校的社會吸引力不足這一發展“命門”,又表明職業教育辦學者并沒有真正完全領會職業教育的功能。職業教育是一種“面向人人的教育”,特別要面向廣大青少年。

    在生源不足的背景下,閉門搞發展只會讓職業教育的道路越走越窄,不但難以提升社會吸引力,甚至可能陷入惡性循環的發展窘境。在這方面,德國職業教育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德國是20世紀在“二戰”的廢墟上重建起來的產業強國,直到現在,其裝備制造業總量依然位居全球首位。德國制造業何以能夠成為世界翹楚?德國經濟何以能夠長盛不衰?這一系列問題都可以從其職業教育發展中找尋到答案。在諸多取得成功的因素中,職業教育的厚重底蘊成為德國制造業和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依托。面對新一輪互聯網技術革命,德國也將技能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德國提出,未來的世界不是互聯網世界、虛擬世界,而依然是一個物理世界、一個實體世界;不是互聯網取代實體經濟,而是將互聯網融入實體經濟。所以,未來世界不是一個傳統的物理世界,而是一個“信息物理系統”。基于對世界未來發展趨勢的睿智判斷,德國率先提出了“工業4.0”計劃。這對“中國制造2025”以及美國、日本、韓國等諸多國家制定未來發展戰略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國學習德國職業教育已近四十年,對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發展模式可謂耳熟能詳,但是否真正學習到德國職業教育的精髓還有待思考。筆者認為,職業教育是一種文化現象。德國的學校、教師和家長踴躍帶孩子去觀摩世界技能大賽的做法清晰地表明,這種文化概括起來就是對職業的敬畏、對技能的膜拜、對勞動的尊重。一個國家或民族如果對職業沒有敬畏之心、對技能沒有膜拜之行、對勞動沒有尊重之情,那么這個國家或民族很難有所發展。國家的改革創新不僅需要培養拔尖人才“頂天”的普通教育,也需要培養職業人才“立地”的職業教育。近年來,國家將發展職業教育提升到戰略層面,使職業教育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不得不承認,職業教育依然是我國教育發展的薄弱環節,職業教育和職業學校的學生還沒有獲得社會應有的尊重。同德國、瑞士
等世界職業教育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質量職業教育的發展還遠遠不夠。

    職業教育的文化所蘊含的潛力,需要我們去深入挖掘。

    二、基于跨界潛力維度思考的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獨特的教育類型,在產業升級、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為了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我國提出了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準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宏偉目標,但對于其中的很多關鍵問題依然缺乏深入研究。

    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的教育,一個跨界的教育必須有跨界的思考。職業教育至少涉及兩個學習地點:一是學校,二是企業。職業教育的發展、規劃、評價必須在具備兩個學習地點的參照系下去思考。所以,職業教育不應只關注學生如何在學校學習,還要更關注學生如何在工作中學習。發展職業教育必須跨出教育,跳出學校的圍城。為此,職業教育必須研究兩種科學:一是職業科學,二是教育科學。但是長期以來,職業教育只研究教育科學而不研究職業科學。思考職業教育既要從教育和教育科學的角度,也要從職業和職業科學的角度,否則一定會重蹈封閉式教育體系的覆轍。

    為什么校企合作總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傳統的教育觀念認為,教育機構只有學校,但當企業作為另一個不可替代的學習地點時,企業是否也能成為一種教育機構呢?筆者認為,在職業教育領域,認為只有學校是教育機構的傳統觀念將會被顛覆。那些“有資格”的企業——將教育作為一種社會責任的企業,將成為另一種教育機構。當企業作為另一種教育機構存在時,企業將成為職業教育的主體,這樣的“校企合作”理應成為“企校合作”,“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也將過去。基于此,如果說傳統的教育學基本上是學校教育學的話,那么支撐企業實踐的教育學理論就應是企業教育學,但遺憾的是,我國還沒有明確提出“企業教育學”這一概念。再者,如果說傳統教育心理學更多指學習心理學的話,那么職業教育還應該補上工作心理學的內容。

    德國人認為,所有的企業都有資格開展培訓,但這絕不意味著所有的企業都有資格辦教育,那些有資格辦教育的企業被命名為“教育企業”或“教育性企業”。而我國能否賦予有資格的企業以教育機構的資格呢?一旦這類企業被賦予教育機構的地位,就賦予其與學校同等的辦學責任和社會權利,那么這樣的企業就不僅僅是人力資源的需求方,也是人力資源的供應方。所以,如果我們構建的仍然是一個基于學校教育范疇的職業教育體系,那么職業教育必然失去其跨界的特征和規律,職業教育就會喪失活力。因此,跨界是職業教育發展與改革的基本屬性和思考問題的出發點。

    職業教育的跨界所蘊含的潛力,需要我們去深入挖掘。

    三、基于升級潛力維度思考的職業教育

    談教育供給側改革,不僅要從文化的角度、跨界的角度去思考,還要從職業教育功能的角度對困擾職業教育發展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挖掘,這就涉及職業教育升級的問題。

    第一,職業教育的升級應展現其存在價值所蘊含的潛力。將人的社會分工視為垂直層次,并由此進行教育層次的分工,這樣是不公平的。倘若我們將技術工人、技術員、技師視為低層次職業,而將工程師、科學家視為高層次職業,那么就會將培養技術工人、技術員、技師的職業教育視為低層次教育,而將培養工程師、科學家的高等教育視為高層次教育,這是一種不公平的教育觀。社會分工應以水平維度為參照系劃分教育類型,而不應以垂直維度的層次作為參照系。由此,再在教育類型中劃分層次,即強調類型中有層次,才是公平的。不同的教育類型都有相應的層次。錢學森是科學家,高鳳林是“大國工匠”,都具有同等的社會價值。

    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是什么?行就是類型。狀元是什么?狀元就是層次,每一行都有自己的狀元,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層次。“天生我材必有用”,“材”是遺傳基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不管你具有何種天賦,只要定位準確,都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都能成為人才。因此,職業教育和職業學校學生絕不能“自卑”,而要有自信。即便制造宇宙飛船這樣最尖端的技術,也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將科學家、工程師設計出來的圖紙變成現實,這正是職業人才的價值所在。因此,必須提高職業人才的社會價值,職業教育的升級應是職業教育價值觀的升級。
    第二,職業教育的升級應拓展其話語語境所蘊含的潛力。升級是否應是職業教育發展的話語語境?現在都在講“工業4.0”“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這意味著市場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在教育語境里思考,職業教育的升級就是職業學校的升格,但是從國家角度和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角度來思考,應該更多地考慮升級而不是升格。升格還是升級,雖是一字之差但反映了兩種語境:一種是教育語言,一種是國家語言。應該說,產業的升級導致技術的升級,技術的升級導致技能的升級。僅僅以升學和學校的升格來應對產業升級,是無法實現因經濟發展而導致的越來越高、越來越復雜的職業資格升級的。我們應該學習歐洲46個國家建立《歐洲資格框架》的經驗,建立一個完善的中國《國家資格框架》,通過等值而不同類的教育路徑,讓高技能人才享有與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和待遇,這是一項迫在眉睫的教育改革。所以,如果我們構建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僅僅只有學歷上的升格而非職業資格上的升級,那么職業教育必然失去經濟拉升的動因,這意味著升級雖涵蓋了升格但超越了升格。正如古人所言:“倏變于道,殊途同歸。”無論是正規的職業教育還是非正規的職業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在《國家資格框架》下都具有上升的通道,都能達到同樣的層次。
    第三,職業教育的升級應彰顯其管理體制所蘊含的潛力。職業教育與就業服務是分離還是融合?職業教育的職能管理是“條條管理”還是“塊塊管理”?哪一種管理體制更為有效?當前勞動就業制度與職業教育制度的分離,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人社部門與教育部門在管理職能上的交叉,二是勞動市場的用人需求與職業教育的育人供給之間的失配。尤其是行業企業參與、參加職業教育途徑的缺失,導致本應在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有更多話語權的行業企業處于一個可有可無的“失語”境地,以至于實施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困難重重,對勞動市場的信息資源、學校的教育資源與行業企業的實訓資源都無法實現綜合的高效配置。
    基于此,在國家層面應該建立教育與職業的統籌管理部門,將教育部和人社部與職業教育有關的部門進行整合,同時將其他專業部委、有關的行業企業以及工會和婦聯等代表職業教育利益的各個社會群體都納入職業教育的管理職能范疇,在此基礎上將縱向的、分割的專業部門管理體制轉向橫向的綜合部門管理體制。這就需要大手筆、大決策。國際上已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例如,瑞士長期以來在經濟部下建立“職業教育與技術署”(BBT),澳大利亞成立了“國家培訓局”(ANTA),德國成立了“聯邦職業教育機構”(BIBB,原譯為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英國成立了“商業、技能與創新部”等,都是在國家層面對職業教育進行統籌協調的管理機構。
    第四,職業教育潛力的升級應凸顯其開放機制所蘊含的潛力。《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要求、體現終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作為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總綱,它指明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必須具備的三個要務:第一要務是職業教育要體現經濟發展的需求性;第二要務是職業教育要體現終身學習的開放性;第三要務是職業教育要體現職業教育的系統性。世界上多數職業的初始就業年齡在15~24歲,也就是說,勞動力結構不是一個倒三角形的結構。如果我們把初始就業年齡全都提高到24歲本科畢業之后,那么24歲之前的職業就無人去做,中國制造也就無從談起。這是一個事關職業教育的功能定位甚至中華民族復興的大問題。當前我國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已經超過了德國、瑞士。瑞士作為人均國民收入始終
處在世界前五位并連續多年來被評為世界上創新力、競爭力第一的經濟高度發達國家,其中等職業教育占高中階段的比例仍然超過65%。而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由于一味追求升學升格,其發展將會影響中國勞動力結構的合理性以及經濟能否健康發展。

    強調職業教育的就業導向并不意味著職業教育是阻礙個人發展的“斷頭”教育,而是要建立一個讓每個學生都有上升空間的職業教育體系。由于職業教育的每一級都構成一個完整的職業資格,因此,要隨時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輸送相應的職業人才。同時,還應允許根據個性發展的需要,隨時回到職業教育機構繼續學習和晉級深造。一個堅持服務發展、就業導向的職業教育體系,是一個開放式體系。因此,建立一個開放的職業教育體系既要堅持就業導向不動搖,避免職業教育失去其社會存在的價值,又要基于終身學習的思考,建立基于學分制或學分銀行、彈性學制的開放體系,以形成一個更加靈活的“學習—就業—再學習—再就業”的良性機制。

    職業教育的升級所蘊含的潛力,需要我們去深入挖掘。
    我國改革開放已近四十年,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同步發展起來的中國職業教育,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職業教育。只要我們牢牢把握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以“一帶一路”的國家大發展戰略為引領,深入挖掘職業教育的內在潛力,中國的職業教育必將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創造出一種新的教育秩序,進而為中國未來的創新發展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 郝明金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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